母亲，您今年90岁了，岁月在您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但您的眼睛依然明亮，声音依然洪亮，步伐依然矫健。在您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力，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您的长寿，不仅仅是一种奇迹，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您的长寿秘籍，或许就藏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您每天只吃一顿饭，却依然精力充沛。这让我想起了那些修行者，他们用最简单的方式，过着最纯粹的生活。但您每天要花三个小时梳头，让每一根头发都散发出光泽。每年大年三十，您都会通宵守岁，大年初一吃斋。这些传统习俗，您一直坚守着。
您的生活方式超出我的认知，您总是吃那些过期的食品，把儿女们买的食品存着，存个一年半载，直到过期才拿出来吃。而且你不喜欢睡到床上去，反而喜欢睡沙发，在沙发上竞睡了十年之久，还喜欢一边看电视一边睡觉，当然更喜欢关注国家大事，天下大事，国内风云，都尽收眼底。因而你足不出户也能阅尽人间春色，当然您也喜欢到火狐狸选衣服，喜欢染头发，您也喜欢别人夸您年轻，这些爱好，让您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活力。让您始终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因而您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说话声音洪亮，走路快如风。您的乐观和积极，这些都是您健康的标志也构成了您浓烈的个性色彩。
母亲，今天是您的90岁大寿，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您的长寿，是我们的福气；您的健康，是我们的希望。愿您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如继往地保持年轻的心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愿您的生活，充满阳光和欢乐。
您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是我们一生的依靠；您的关怀，是我们一生的温暖。我们会永远珍惜您的爱，永远感激您的付出。
你的故事永远刻在我心中。
记得那些日子那些天，记得我们共同走过艰难岁月，记得您陪着我们走过的风雨历程，母亲，我们还要跟着你走向人生百年！
现在就让我们回放记忆的底片。
首先最难忘的是一九八0年。
那年，我高考落榜，只能回家种田。如果安分守己，倒也罢了，但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当作家！于是，当同龄人都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候，我却钻进小说堆里，闭门造车，没日没夜地写作。
人们都嘲笑我“坐秀房”，但我自我安慰说，总有一天，我会写出大作，拿到茅盾文学奖。
1986年，我终于写完了一部“巨著”，就像皇后生下龙子一样，我把它捧在手心，贴在心口，祈祷上天能让这部作品引起轰动。然而，经过一家又一家编辑部的退稿，它被认为是一个怪胎，在任何报刊杂志上都没有生存的权利，更不用说获奖了。
退稿那天，我喝光了一瓶烧酒，倒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飞雪，那正是寒冬腊月，我感到整个世界是那么冰冷。
母亲，你急得团团转，劝我找个对象结婚算了，但我置若罔闻，躺在床上思考了一天一夜。最后，我决定去养猪。我想，考不上大学，写不出书，我就不信还养不成四条腿跑的猪！
于是，我接连几次赶集，买回几十只猪崽，把它们关进用水泥打好地面的三间猪圈里。然后，我又骑车几十里到县城新华书店，买回几本《科学养猪》，照本宣科地学着做，做起养猪大户的梦来。
起初还算顺利，三十头猪出栏，赚了两千元，我信心大增，豪言壮语，甚至喊出了要当养猪专业户的口号。
然而，第二年发了猪瘟，三个猪圈里的猪一下子全死了。我站在猪圈前，看着它们一一死去，目瞪口呆！母亲，你也气得直跺脚。
但你记得吗？是我写了封长信，阻止了父亲要退职让我顶职的冲动。我说我的人生我做主，我还是要与文字纠缠下去。我不敢想象，如果不是我果断地阻止父亲，如果他真的退职让我顶上去，我们家的命运又会如何改变呢？
要知道，顶职在当时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好事，兄弟姐妹们为此争得头破血流，而我却拒绝了父亲的好意。这在当时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为自己的壮举感到自豪，在关键时刻我没有自私，这难道不算对家的一种贡献吗？
因为第二年有了新政策，允许老干部带家属进城，所以1986年我们全家“农转非”，到了父亲所在的肉食公司。一家八口人住在那低矮的平房里，只有爱平因为结过婚不符合政策规定而没有转过来。于是，爱平整天跟父母闹，父母只好让她去学裁缝，后来又在商业大楼找了份临时工，组装单车、修理单车。再后来，父亲调到副食品公司，全家又跟着搬到了那里，爱平又在副食品公司找了份营业员的工作，但后来公司承包，爱平作为临时工没有份，她又跟父母吵呀闹呀。没办法，父亲只好给上级领导写信，请求解决爱平的城市户口，因为只有城市户口才有招工的资格。父亲的请求报告现在还留在我们的家史里。当然，这份报告并没有解决爱平的城市户口问题，爱平的户口最后是花了六千元买的，当时的六千元相当于现在的六万，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就像割肉一样疼。尽管如此，我们全家毫无异议地帮助爱平买了户口，户口一到手，爱平就进了公司的实体，做了海鲜柜的营业员。
最小的利平也进了制药厂，不久又被厂里送到株洲培训。我还收藏了她在株洲中医药技校培训班学习时写给家里的信。
爸爸妈妈、姐姐、哥哥：
提笔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我于4月26日晚平安到达了株洲医药技校。请你们不要为我担心，虽然我是第一次出远门，但我会照顾好自己。这次学习是集体组织的，我们茶陵制药厂有很多人一起，我们会相互关怀、相互帮助，所以请你们对我放心。
说句心里话，我对这次能来读书感到非常荣幸。我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读书的机会并不多，但这次机遇让我重新回到了学习的生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真的很感激全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爸爸妈妈为了让我来这里读书，筹了这么多钱，我真是感激不尽。
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学校的规范制度执行的，每天要上7节课，还要早晚自习。我的学习时间比较紧张，因为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我要学完中医药的11门课程，学习任务确实很重。不过，我会尽我的全力，学好这11门课程，用我的学习成绩来报答全家对我的期望。
让我再祝愿我们全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利平
93年4月27日晚
附寄信地址：ZZ市第三制药厂中医药技校培训班
与此同时，家里也为我的婚事操心不已。我记忆深刻的一次是，父亲坐在餐桌边，把杯子里最后一点酒倒进嘴里，然后连人带椅移到我面前，与我仅有一尺之遥的距离，开口说道：
“父母并不是要包办婚姻，尤其是我，有四十年的党龄和工龄，对婚姻自主的道理还是懂的。我历来主张儿女们自己找对象，最好不要我操心。但你……你却让我操透了心……”
父亲刚说到这里，我就感到他的目光在我脸上激烈地扫过，我坐不住了，想站起来离开。于是，父亲赶紧伸出双臂按住我的肩膀，示意我安静下来。等我不得不留在那里时，他才放下手臂，又正襟危坐地回到他那把专用的藤椅上，接着说：
“我知道你又要生气。你现在还不成家立业，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多么无聊，多么乏味！我扭头看向窗外，看着蓝天白云自由自在地飘荡。
我感到很累，真想休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闻。可这几天我一直睡不好，噩梦不断。刚才我只喝了一碗粥，连一粒饭都没吃，没有食欲，桌上的菜我连碰都没碰。
阳台上有一把睡椅，我想躺在上面看天，但父亲硬是把我留在屋里，我既难受又难堪，这些表情都写在了脸上，可父亲决心已定，非要和我谈一谈。我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
父亲说：“十年前，我多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可你两次落榜。那时我们家还在农村，为了你的前途，我决定退职，让你端个铁饭碗。是你写了封信给我，劝住了我。你在信里说你自己的前途已经设计好了，不用我操心，还劝我千万别退职，别让几十年的奋斗白费……看了你的信，我为你感到骄傲，你那么体贴、懂事，有志气。只是，我不知道你的自我设计到底是什么。直到去年你的作品获奖，我才知道，原来你的自我设计是当作家。做父亲的当然为你高兴。你去BJ开会领奖那天，我亲自送你到火车站。火车启动时，我站在月台上，久久地向你挥手，衷心地祝愿你前程似锦……”
“你拿着奖品和荣誉证书回来，做父亲的当然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公司的同事听说我有个年轻的作家儿子，还是未婚的，主动要为你介绍对象。我把这事告诉了你母亲，她笑得合不拢嘴。可你却一直拒绝别人的好意，到了三十多岁还不结婚……”
“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们父子近年来很少沟通，每次跟你说话，你都不作声，我根本无法掌握你的心态，你真是捉摸不透，心灵封闭，让我伤透了脑筋，也钻不进你的思想。我工作了几十年，做过很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但你的思想工作最难做。你的心灵就像一座孤城，城门紧闭，我怎能不伤心呢？父子之间出现这种局面，难道不让人感到悲哀吗？你这两年甚至很少喊我爸爸，仿佛这两个字都难以启齿，这又让做父亲的心酸。你难道就这样对父母不孝敬吗？可是，我永远记得一件事……”
父亲所谓的“永远记得的一件事”，无非是三年前他胃穿孔，住进人民医院，我如何细心地照顾他。那时我确实很孝顺……父亲无非是想说，我本质不坏，只是现在鬼迷心窍，才变成了这样。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因为我们父子根本就谈不到一块去。父母关注的是婚姻，而我关注的是梦想。梦想是纯个人的事情，婚姻则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出发点不同，着眼点不同，所以父子之间不可能沟通，我们根本就谈不到一起。
我站起身，走了出去，但又忍不住回过头。父亲又一次被我的“反骨”弄伤，他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
唉……人生啊……我赶紧捂住眼睛，但还是有一颗滚烫的泪珠打在我的胸膛上。
然而，命运的车轮滚滚向前，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企业改制后，我们几姊妹纷纷下岗。为了生计，我们承包了公司的一个门面，做起食品批发的生意。但第三年，一场合同纠纷的官司败诉，我们失去了那个原本还算宽敞的大店子，无奈之下，只能退守到一个仅一米三宽的小店子。而这个小店子，也接二连三地遭遇盗窃。
又是一次盗窃事件，一包西瓜籽不翼而飞。这段时间，店子里连连失盗，先是夜里有人破窗而入，偷走了三十多条长沙烟，损失了好几千块钱。那几天，全家人都气得吃不下饭，做不成生意。后来，一个卖酒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耍魔术，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柜子里的钱偷走了。现在，又是夜里有人从门缝里划破蛇皮袋，把里面的西瓜籽扫走了。这些贼似乎盯上了我们的店，母亲，你骂天也没有用。
爱平对父亲说，可能是他经常骂人得罪了人，在公司红楼里，他至少跟三个邻居吵过架，有过几次大的矛盾冲突，于是有人暗中报复。父亲把爱平的话转告给你，你大发雷霆，骂爱平是“猪八戒吃西瓜，倒打一耙”。
你说别人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意却越做越小，还不是因为爱平惹的祸？爱平听从别人的唆使，和公司打官司，结果败诉，只能退到这个只有一米三宽的小店子。这个小店子其实就在一个小巷子里，三四个人挤在里面做生意，真是丢人现眼。母亲，你觉得这都是爱平给我们家带来的厄运。
你的骂声，声声入耳，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格外压抑和沉闷。说实话，这样一个小店子，确实难以承载我们这么一大家子的经济命脉，也难以承载这么多下岗工人。
于是，爱兰和我商量后，在店子门前的林荫道树下摆了一个摊子，卖些袜子、短裤、毛巾之类的针线用品。这样既能挣点零用钱，又不影响店子里的生意，爱兰和爱平、利平也能一起照顾店子。
那时利平已经结婚了，因为她从小伤残了脚，在人生的路上走得艰难，你一直觉得很亏欠她，所以仍然让她在家里吃饭，不要交伙食费，还把爱兰的针线摊子让给了利平做。这个小店子本来就是以利平的名义标到的，利平结婚前在这里做了三年，你和全家人商量后，还发了她一万块钱工资，出嫁时又另外给了她一万块钱压箱，让生民妈开箱时引起围观人的惊叫，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很风光的事。也许正是因为这表面的风光，让外人觉得我们家很有钱，让贼惦记上了我们，于是发生了前面所说的连连失盗案，让一家人气得喉咙管里冒烟。
不过，就是这个小店子，三年下来让我们有了九万块钱的赢利。
回忆起父亲退休的这几年，决定正式交定金在这里买房子的那一天，我们全家都到这里来视察。你主张买前面一排，我坚持要买后面一排，因为里面有洣江河和云阳山的美丽风景，会在将建成的房子后窗构成一幅风光旖旎的山水画。
父亲支持我，支持的原因不是他多么在乎这山水风光，而是后排的房子比较便宜。前面的房子要三十多万，当时我们整个家底才六万块钱。当时银行的按揭机制还没有全面启动，甚至在我们这个小县城根本就没有这一说，所有的钱都要靠向亲戚朋友借。借钱堪称天下难事，而借钱的任务都要靠还在当家的但已经年老色衰的父亲去张罗。所以，父亲选择便宜一点的房子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但后来动土奠基之时，竟在后排挖出了一些古物。你便大吵大闹，不要后面的房屋，改换到前面去。但后来因为确实筹不到这么多钱，终究还是买了后排这栋屋。
为买房的事，你没少和父亲吵架。父亲懒得理你，提了个自己编制的菜篮去买菜，其实是以买菜为名找老倌们打牌去了。吃饭的时候，父亲才匆匆回家做饭，你又骂他：“亏你之前还是堂堂的国家干部，怎么和那些卖菜的老倌老妇打牌呢？”
父亲无言以对，只有一个劲地在砧板上咔嚓咔嚓地切菜，这就是父亲最后几年留给我的印象。
父亲是在公司退休的，他是公司的工会主席，因为这个原因，几个妹妹都是公司的职工。那时我们全家都在公司的红楼里，由于人口多，公司分给的住房又很有限，所以家里拥挤的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当这里开盘建房的时候，公司经理出于对老同志、老干部的关心，劝我们在这里买一栋楼房。父亲正有此意，便与我们商量，我们都举双手赞成。当时我就交了两万块钱定金，待建好又交了十万，又花了好几万块钱装修，终于在1999年重阳节前一周，欢欢喜喜地住进了这栋楼房，这个大院！
因为屋背就是洣江河，登上楼打开后窗，一幅美丽的画卷尽收眼底，所以，我们的新屋完全是一座诗情画意的江楼。
就在这时，长林出现了。
长林第一次到我们店子来时，他站在店门口给我发烟，我发觉我们这样一个小店子被他高大的身影完全挡住了。
我笑着看着他，知道他是媒人给爱平介绍的对象。那天，姐姐和艳平也闻讯赶来，左看右瞧后对你说“还可以”，而你也不知道怎么就及时赶到了，扫了几眼，马上脸色大变，压低声音驳斥姐姐和艳平说：“什么可以呀？根本不行！简直就是个屎桶！”说完转身就走。
但是爱平就是要带着长林走进我们家。
矛盾就这样尖锐起来，终于发展到你忍无可忍的地步。有一天晚上，父亲竟然拍了桌子，还指着爱平的鼻子骂了一句很重很重的话。这句话像雷击一样，一下让爱平跪在厅堂上哭诉喊冤。你见状拿了把扫帚从厨房里冲过来要打爱平，被我拦住，但难以劝退你们的对骂。你说：“爱平你这样坏哎，竟跪在厅堂上骂父母，你要骂死父母哎，你的心肠这样坏这样毒，父母还没有为你操透心吗？你这样忘恩负义，不忠不孝，我们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坏蛋？晓得这样子，不如生下来就把你埋了。”
而爱平骂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
这次大吵让你更是耿耿于怀，你对我说：“说我们的新屋进伙不久，爱平就跪在堂上骂我们，这是很不吉利的，我担心你父亲的寿命由此不保。”
我说母亲你就不要这样迷信好不好？
“我说你听啰，我有预感。”你叹着气说：“养崽养女，原指望老了享福，可你们给父母带来了一丝幸福吗？不仅没有，爱平这个黑良心的还要剥夺父亲的寿命。你父亲为建这栋新房子，到处借钱辛辛苦苦操劳，特别是整栋房子的装修，每一个材料，每一个钉子，都是你父亲奔波采购回来的，他只望在有生之年，在这个他一手打扮的新房子里享几年清福，可
可爱平却弄来个“屎桶”，不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他每晚打呼噜像打雷一样，震得房子都发抖，让人没法睡觉！
我忍不住笑了，但还是劝你宽容些。每个人都有缺点，人无完人，不要苛求完美，也不要这么悲观，更不要想那么多。
你却说：“不想不行，因为我们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在操持这个家。你们什么时候能接过父母的担子呢？只要你们一天不接，我们就得一天操心。”
我无言以对，只能听着你的叹息，心里也满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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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平和你发生激烈冲突后，她不再管店子，而是到姐姐和艳平那里诉苦去了。爱兰便接手了爱平的工作，去长沙调货，我守店子，摆着针棉摊的利平也帮忙，这段时间倒也还算平静，没有出什么乱子。父亲甚至表扬爱兰调的货比爱平的好，以后的货就全部由爱兰来调。
这段时间我在店子里做事也很积极主动，对每一次进货、每一批库存都严格把关。但有一天，我们从店子里下班回来，到家里吃中饭时，看到一大蛇皮袋香菇被水洗了，倒在屋前坪里晒。我气得火冒三丈，问正在喝酒的父亲：“是你干的？”父亲说是呀，香菇发霉了，他从仓库里拿出来冲洗了半天才弄干净。我说：“您几十年的商业经验都白干了，香菇洗了还能卖吗？”我真心痛，这么多香菇就这么报废了。其实父亲根本不用洗，只要晒一整天就能把霉晒掉，何必做这种蠢事呢？
父亲可能觉得我的话是对他的大不敬，端着酒杯的手狠狠地砸在桌子上，杯里的酒溅得很高，洒在我刚端饭、举筷夹菜靠近餐桌的脸上。我先是一愣，接着感到被深深侮辱了。于是，我连碗带饭一起摔在地上。我现在已经忘了父亲当时的反应，但我永远忘不了母亲的反应。你冲过来，把整个餐桌都掀翻了：“不活了，去死吧，这个倒霉的家里还有救吗？”
不可避免地，一场激烈的争吵随即爆发。我毫不留情地回击你每一句刻薄的辱骂。你最后让我滚，我的回应更加激烈：“滚？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个地狱一样的家里吗？从小到大，三百六十五天，哪一天没听到你骂人？你给过我们安宁的日子吗？小时候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现在我们长大了，你还是像个暴君一样统治着我们。你是秦始皇的后裔吗？你给过我们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机会吗？早知道你这样专横，我宁愿做孤魂野鬼，也不愿投胎到你的肚子里受罪。现在我正式告诉你，我们受够了三十多年，我忍无可忍，一刻也待不下去了。我发誓一定要冲出这个地狱，结束你这个暴君的统治，你就等着吧！”
你回应道：“好，我等着你的报复！”
我说：“报复又怎么样？反正你的黑暗统治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我和你吵架的时候，三岁的文竹被吓得大哭。我却不管不顾，把积压在心底多年的怨恨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既伤了你，也伤了自己。
我逃走了，在外面流浪了整整三天三夜。我想和以前最好的朋友一起去广东打工，但又想起那次在副食红楼上，专门为门市招标召开的家庭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将来要发达，就一定要靠做生意。我们已经做了五六年的食品生意，虽然没挣多少钱，但已经摸清了这个行业所有的门道，这是一笔潜在的财富，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呢？再说，在外面流浪的这几天，我也反思了很多，意识到自己确实没有尽到做大哥的责任，在家里大事上没有给父母分忧解难，反而总是给父母添麻烦。
姐姐和艳平到处找我，她们甚至打电话到爱兰的娘家，问我在不在红旗。如果我在，就马上回来分家。这是我在街上偶然碰到爱兰的嫂子才知道的消息。到了这个时候，我不能再逃避了，必须回家。
于是，在吵架后的第五天，我们家举行了一个特别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姊妹们，还有姨娘姨爹、舅公舅母，大家都严肃认真地坐在茶水和瓶装牛奶的座位上，听大舅受母亲委托所写的分家协议。
这份分家协议还保留在我的家史盒子里。主要内容是：这栋新起才一年多的房子平分给我和爱平，然后把房债也平分给我和爱平，最后是养老送终，保证你和父亲安度晚年等条款。大舅宣读完毕后，我们在协议上签了字。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紧接着是处理店子的问题。姊妹们都希望我借钱来接手店子，但我坚持要抽签决定。利平急了，走到我面前，眉毛激动得直跳：“哥呀，你要考虑清楚！”
我明白利平的意思，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千万不要犯傻。她对爱平一直有成见、有怨恨，所以她不希望小店最后落在爱平手里。她比谁都希望我得到店子，所以她把她的倾向性表现得格外明显。
但我作为大哥，不能失了风度。我曾经放弃了顶职这样的好事，今天我又要把公平正义坚持到底，所以我坚持抽签。
好，既然如此，大家都想见证这场完全在公平公正原则下进行的分家会议的最终结果。大舅当场把两个写了字的纸团抛到我们面前，我和爱平随手各捡起一个。结果是我另谋职业，爱平接手小店。
这个结果一出来，不知怎的，父亲突然老泪纵横，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所有人都看着父亲，说实话，在那一刻，我感到父亲真的老了，我感到我对不起父亲，没有给他带来幸福。
我像一座雕像一样站在那里，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里都多了一份沉重。
我和爱平搬离了新屋，又回到了公司职工宿舍楼。这座红色的楼房就像一列巨大的火车，我们每人一间房就像火车上的包厢。爱平住在一层，我住在二楼，利平也住在二楼，我们都是一间房，做饭在走廊上。
第二天，你和父亲给我们每人送了一个碗柜，一个铝制品的蒸饭锅，一个四方小餐桌，还有一些餐具，最后还给了我一点生活费。我们就靠这点生活费，每天买三块钱的菜来过日子。
接下来就是分家后的第一个端午节了。
往年，因为忙生意，我们家很少包粽子。现在，我和爱兰退出了生意，当然有时间来尝试这一传统文化。
据说包粽子是为了保护屈原的肉身不被鱼虾吃掉。屈原在端午节那天投江，楚国人纷纷打捞，但一时捞不到，担心鱼虾咬坏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便把家里的粽子一串串抛入汨罗江，让鱼虾浮到水面吃粽子，从而保护沉入江底的屈原。
我一边给爱兰讲“粽子保护屈原”的故事，一边拿了一个包好的粽子放进鱼缸，看鱼会不会吃。实验证明，这个传说确实靠谱。你看，放下生意，放下店子，一身轻松，我才有这份闲情逸致来研究传统文化，研究端午文化。
其实，很多事情放下了，你就会一身轻松。屈原就是放不下，如果他能看开些，他面前其实有很多路可走，不会走到投江这一步。
当然，我知道我的观点肯定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肯定的。
爱兰说：“别想屈原了，快包粽子吧，多包点，不是去喂鱼，而是给姊妹们送一点。”
对，对，我赶忙从历史的长河中收回思绪，回到现实。我觉得爱兰说得对，我们要用粽子来修复一家人的情感，尤其是父母。这次我和他们吵得那么凶，趁着端午节送节的机会，向他们示好。父母第一次单独过节，会不会感到孤独呢？想起父亲在分家会议上的老泪纵横，我的心又是一阵酸楚。
唉，人长大了，树长大了，这是必然的，但父母一直不想分开，这是为什么呢？我一直不明白。
接下来，我还会和同楼的一些家属打一角钱的麻将，来打发这孤独寂寞的时光。当然，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教三岁半的文竹在地板上写字，读唐诗，什么“床前明月光”“春眠不觉晓”“清明时节雨纷纷”，所以文竹还没上幼儿园就能背很多诗歌，还写得一手好字，真的，字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出奇地好。
我们很欣慰，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小文竹身上。下半年就由她爷爷背着她上幼儿园，风雨无阻，当然这只是遥远的希望。我现在的当务之急
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眼前的困境。
那年八月，我们接手了一个小店，我向姐姐借了四万块钱，爱兰向朋友借了一万块钱，都是按一分的利息借的，我们也乐意接受。父亲很高兴，他也帮着我们忙，在店子里整理货物，擦拭灰尘，让整个小店在新主人的打理下焕然一新。
那一年，从八月到春节前的这段买年货旺季，我们挣了五万块钱。当年就还了姐姐的四万，还了爱兰朋友的一万，还偿还了部分分家时欠下的债务。我们实现了人生中第一次大逆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辉煌。而在这期间，父亲一直为我们效力，寒冬腊月，他顶风冒雪帮我们忙生意，姊妹们都说，父亲终究还是疼我们的。
但谁又能想到呢？这个春节竟然是父亲和我们过的最后一个春节。第二年，他就离我们而去了，走得让我们肝肠寸断，母亲，连你做梦都想不到吧？
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日子，爱平突然闯进我的店子，把我拉到最里面的一间，还没开口说话，眼泪就夺眶而出：“爸爸，爸爸……得了最严重的病！”我如五雷轰顶，惊问：“什么病？”爱平全身颤抖，艰难地吐出两个字：“肺癌。”我激烈地挥手打断她的话：“不可能，不可能，你凭什么这样说？”爱平一边拭泪，一边告诉我，我们只顾着做生意，没有注意到父亲的身体变化。那天早晨，父亲来我的小店买瓶陈醋泡黄瓜，爱平忽然觉得父亲又黑又瘦，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便拖着父亲去人民医院体检。可父亲嫌人民医院的体检费用太高，说卫生局的检查便宜些，于是我们就去了卫生局。结果一出来，医生就避开父亲，单独和我说，基本诊断是肺癌，要我们立即去省里的大医院确诊，越快越好，抢时间就是抢生命。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赶紧打电话通知所有的姊妹都到齐，凑钱治病，请专车把父亲送到长沙去。店子里，我们六姊妹哭成一片。那时我们还没有告诉母亲，也没有告诉父亲，我们不敢！
可是这种重大的事情怎么可能绕开母亲呢？天都要塌了，还能隐瞒吗？没办法，我们只好如实相告。
母亲，你的第一个反应是骂我们胡说八道，骂医生是不学无术、滥竽充数、混进医生队伍里的草包。可是骂着骂着，你的眼泪就纵横飞舞了。
父亲失魂落魄的样子已经很明显，但他还是努力稳住自己，没有倒下。为了让我们宽心，他还穿上了那双乌黑发亮的皮鞋，穿上了艳平前年送他的军衣。他说他要去打仗，要去当一回英雄，要击退癌魔，他要挺过去。
我们当夜就把父亲送到了省肿瘤医院。
专家确诊时，我双手合十，对天祈祷：千万别让我们听到那两个夺命的字。可是，那两个字还是无情地砸了下来——肺癌！而且专家还加了一句：“活不过六个月。”
天哪，这个专家怎么这么冷酷无情？
虽然外面是七月流火的盛夏，但我的世界却开始下雪，冷得我无法站稳。
父亲才六十多岁，刚退休不久，还没来得及享一年清福，就要离我们而去吗？我们还没来得及尽孝，就要失去父亲吗？文竹就要失去最疼爱她的爷爷吗？父亲疼爱孙女，主动承担了接送小孙女上幼儿园的任务，每当刮风下雨，父亲总是一手打着伞，一手背着小孙女上学，他对孙女的关爱山高水长。
要问我最喜欢谁？当然是爷爷。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永远是最疼我的那个人。
小时候，我常常跟在爷爷身后，奶声奶气地说：“爷爷，抱抱。”我那时很懒，稍微走远一点的路就会哭鼻子，爷爷总会笑着把我抱起来，带我到大街上逛逛，有时给我买玩具，有时给我买小吃，有时还会买一件新衣服。有时，他会偷偷带着我逃离奶奶的唠叨，去和老朋友们打牌，而我就和那里的小朋友一起玩耍。我最喜欢和爷爷一起出去了。
爸妈那时基本不管我，我都是由爷爷奶奶照顾的。上幼儿园时，都是爷爷负责接送。每当放学时，幼儿园门口挤满了家长，我总能一眼找到爷爷。爷爷帮我背着书包，我和同学们在前面边走边嬉笑打闹，爷爷则开心地跟在后面。
作为孙女，我很庆幸，爷爷除了宠爱还是宠爱，不管我伸手要什么，爷爷都会满足我。爷爷说过，等我上了小学，会给我买一台电子琴；等我上了茶陵一中，会给我买一辆自行车。每当我犯错，爸爸追着我打时，我都会哭着躲到爷爷背后，像小鸡躲进老鹰的怀抱一样求爷爷救命。爷爷会拦住爸爸：“你怎么能这样吓唬孩子呢？”而我则会一直贴在爷爷身后，像躲进了避风港一样。在我心里，爱爷爷胜过爱爸爸妈妈。
可是，当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时，爷爷就被查出得了重病。以前都是爷爷带我去报名，那天却是爸爸。我还天真地问爸爸：“为什么不是爷爷带我来？”爸爸听了脸色都变了：“爷爷躺在医院里……爷爷病了……等爷爷病好了，他会像以前一样接送你的，他最疼爱的就是你。”我点了点头，和爸爸一起去看望爷爷。爷爷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那时我还不知道重病意味着什么，以为只是感冒，我也会感冒生病，只是很难受，但没几天就会好。可是……我泪如泉涌。
父亲也心疼我这个唯一的儿子。去年十二月寒冬腊月时，店子里挤满了办年货的顾客，父亲还冒着严寒，整天整天地站在店子里帮我们做生意。父亲操劳一生，辛苦一生，兴家立业很晚的我们还来不及好好孝敬，死神就要带父亲离我们而去吗？我们好惶恐，好无助。
父亲一定更着急，那双焦灼的眼睛表露出强烈的求生欲。我们要救父亲，不惜一切代价。
父亲积极配合治疗，他那永不放弃的精神对抗击病魔至关重要。我又想起父亲说他要像打仗一样往前冲，冲过那条死亡线，我们都希望父亲的生命里能出现奇迹。
可是，情况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好转。几个月的治疗后，父亲的肿块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增大了。父亲对西医失望了，转而求助于中药，并准备回家。
回家的前一天，母亲，我和你陪着父亲去了世界之窗。父亲一生劳累，很少享受，很少旅游，很少住高级宾馆。这次患病就医在外的父亲，也和我们一起租住在简陋的房间里，让我觉得过意不去。所以，这回我坚持要带父亲去世界之窗，看一看这个世界是多么值得留恋。
但此时父亲的病情已经很重，在世界公园里，他也是走三步歇三步。我搀扶着父亲，好不容易看了几个景点，就早早地离开了。
父亲生命垂危，我们不知所措，只能轮流照顾他，守在他身边，想着父亲的日子不多了，想着我们就要失去父亲，我们只能悄然落泪。
啊，父亲，我无法面对你转身离去的背影，那诀别的背影！
父亲昨晚咳嗽得令人恐怖，我们真担心父亲会在医院出事。我们守到深夜才回家，而我的心跳和思绪一直乱到天明。
一大早起床，我坐在台灯下发呆，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不知道还能为父亲做些什么。
忽然，客厅里的电话响了，我的心猛地一缩，下楼的脚步也变得踉跄。
难道父亲真的……我不敢想，丧魂落魄地往客厅奔。
大门锁着，客厅里一片漆黑。我摸索着打开灯，颤抖着手拿起听筒，心提到嗓子眼，一秒钟，两秒钟，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电话里仍然没有声音。我放下电话，急忙拿钥匙开门出去，又把门锁上。里面的电话又响了，可钥匙忘在里面了，这让我更加不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飞快地往街上跑，正好一辆面的驶来，我拼命挥手，车在我脚下急刹车。我上车后只说了一句：“去医院！”还没等车停稳，我就把钱扔给司机，跳了下去，这才感到头晕目眩，但我还是快步冲进医院。
推开145病房的门，值班的三位护士面面相觑，我才意识到自己是虚惊一场。父亲正安静地躺在床上，护士们告诉我，父亲昨晚咳嗽得很厉害，她们一夜没睡，现在父亲终于平静了，她们也松了一口气。
接班的是爱平，她说早上那个电话是谭冬打来的，问我们预约的甲鱼到底要不要。
原来是这样！
九点钟，谭冬来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像熊掌一样大的甲鱼，说是半斤，要价四十块钱。我二话没说，直接付了款，让他尽快处理好送到医院来。
只有当父亲重病缠身、住院治疗时，我们才真正感受到健康和平安的珍贵。平安是福，健康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都无法与之相比。我们平时没有任何理由亏待自己的身体，该吃就吃，该穿就穿，不要重演年轻时用身体换钱、年老时用钱换身体的悲剧。我们应该善待生命，生命无价，千万不要损害上天赐予我们的最大财富。
有一天，轮到我和兰平照顾父亲。外面下着大雨，街上水流如注，广场转盘四周一片汪洋。兰平淌着水过来，皮鞋里叽里咕噜作响，衣服上水珠闪闪，但她的篮子里却装着热饭热汤，满满都是亲情，端到父亲面前。我打着伞去菜市场买了半斤红枣和一斤排骨，回到租住屋，用高压锅炖给父亲喝。
然而，父亲只吃了一点就倒掉了，我心里沉甸甸的，满是沮丧。
下午，我跑到工商银行去汇款买天仙液，又因为要身份证、没有汇款卡等问题，来回跑了整个下午，总算把事情办成了。回到家时已是暮色苍茫，我又打电话告诉陈宁医生，告诉他款已汇到他账上，请他马上发药邮寄，并开一张正式税务发票。电话那头连声答应，我才放心地放下电话，把炖好的红枣排骨汤热好，提着保温饭盒，穿过暮色来到医院。直到我把汤送到父亲嘴边，看着他这次很争气地全吃了下去，我才终于松了口气。我脱下鞋子坐在床边，才发现两只脚上的袜子早已湿透。
然而，接下来的一天，父亲三餐呕吐，吃什么吐什么，我们真不知道该给他准备什么，愁得不知如何是好。愁不知道买什么菜，愁不知道怎么烹饪，愁父亲能不能吃下去，愁父亲吃不吃……真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父亲现在两条腿细得像两根灯芯，整个人虚弱得像一台即将停产的机器。如果不补充一点“原料”，这个“生命工厂”就要彻底停工了。母亲，你时常强迫父亲勉强吃一点，我们也支持这种“强硬政策”，认为这是拯救父亲的必要措施。然而，父亲的呕吐又给了我们深深的挫败感。
难道父亲真的是那轮西坠的夕阳，怎么也抓不住吗？
晚饭后兰平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父亲。我坐在空调下取暖，突然，父亲咳得火星四溅，头脑激荡，手拍打着床被，好像在发脾气。我赶紧关掉空调和电视，扶他坐起来，用脚把尿盆从床底下推出来，让他吐痰。后来护士拿来化痰机。
父亲的痰很多，像一团团棉花堵在喉咙里，让他咳个不停。医生说这是肿块压迫支气管的原因。
父亲时常喊全身疼痛，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疼痛一阵阵地袭来，折磨着父亲。父亲多次催促医生给他用麻醉镇痛药，我们实在受不了他的痛苦哀求，就去卫生局办了麻醉镇痛药的领药卡。但母亲坚决反对，理由是这种药只能加快死亡。
我们都希望父亲能活下去，但面对父亲如此痛苦，我们到底是听父亲的，还是听你的呢？母亲，这太难了！我们的心时刻都在煎熬。
父亲不痛的时候，我们会坐在陪护床上享受片刻的安宁。而当护士进来量血压、测体温、打针，以及父亲小便的时候，我们又紧张起来，因为父亲只要一动，就全身疼痛，一动就痛得全身发抖！而我们最怕的是父亲的咳嗽，那声音，那惨状，不堪回首，真担心父亲万一一口气转不过来……父亲的生命真的危在旦夕。
后事基本上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把父亲背回家，还是让他继续住在医院？古老的风俗习惯我们不能不考虑，但父亲不点头，我们敢吗？这又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我们的心时刻都在煎熬。
寒冬腊月，好冷呀！父亲的咳嗽无数次惊醒我，我钻出被窝，给他拍背排痰，然后倒开水、剥橘子，整理乱糟糟的病床……就这样折腾到天亮。早晨，又要帮父亲倒小便，扶他去大便，然后提两只热水瓶去开水房打水，调好温水让父亲洗脸刷牙，再从被窝里取出热水袋换水，摇起病床让父亲坐起来吃早饭。最后，一手端蜜糖，一手拿天仙液送到父亲嘴边让他喝，之后就是护士进来打吊针。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每天都重复这些艰难的动作，我们都累得筋疲力尽，身心俱疲。然而，父亲的生命之火越来越小，越来越弱，越来越暗，如豆如荧。可怜的父亲现在连精神都不对劲了，看什么都是空洞无物，一片茫然，仿佛魂不守舍。昨晚听姐和兰平在客厅里说话，姐又提起看见父亲灵魂的事，说那夜看到一个穿黄衣黑裤的身影站在病床边，那肯定就是父亲的灵魂。难怪父亲这几天的眼神那么幽远，他的灵魂是不是到阴间去交涉了呢？父亲的求生意志那么强烈，他的灵魂是不是去向阎王求情了呢？
那天，姐脸色苍白地走过来，说：“爸爸今晚不对头哟，他自己说要我们背他回家，妈妈要你们快去。”姐这句话把我们吓得魂飞魄散，脑海里无数次想象的生死诀别的画面，难道今天真的要出现了？我的心急得像火燎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奔跑，在十字街的红绿灯下，甚至和来往的车辆抢道。
当我出现在医院145病房时，父亲正在吸氧。母亲说父亲的心跳特别快，护士刚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父亲现在似睡非睡，吉凶难测。
所有的兄弟姐妹和女婿都来了，大家纷纷询问情况。母亲摆摆手，说父亲刚打完针，让他安静一会儿。可是父亲的安静让人害怕。你在哭，兄弟姐妹都在哭。我们都主张把父亲背回家，但你却说再观察一会儿，至少等父亲吸完氧再说。而我坚持认为父亲的意愿才是我们行动的依据，我等着父亲的最后决定。就在这时，父亲睁开眼睛，要我们帮他穿衣服，他说要回家。这回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于是，我们像接到将军的命令一样，一阵忙乱。几个人帮着穿衣服，几个人去街上叫出租车。车来了，我要背父亲上车，但父亲却要拿手杖，让我们搀扶他走出病房。父亲已经完全走不稳了，其实是我们在托着他走。外面天寒地冻，我们几个人紧紧地拥着父亲。
车一直开到家门口，我才把父亲背回屋。客厅里早就准备了一张床，被窝里也放好了热水袋。因为太冷，母亲把她专用的热水袋也拿来了，但父亲拒绝了，指着额头，我们才发现父亲头上冒着汗，全身发热。而我们这些正常人还得烤火取暖。这让我们更觉得父亲今晚实在不对劲。你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是不是父亲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导致的？这话惹恼了你，母亲，你说我们不该把父亲弄回来，医院有办法降血压。我正要说话，父亲又一阵咳嗽，让整个屋子陷入忙乱。有人拿纸，有人提痰盂，父亲的痰像浆糊一样黏在嘴边，我们只能用纸去擦。父亲身上的被子起伏很快，因为他呼吸急促，我们又赶快给他吸氧。
客厅里生着两堆炉火，十个人围坐在炉火边，守着父亲，密切关注他的每一个动作。
那真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啊。母亲在哭，兄弟姐妹都在哭。
大约到了午夜时分，父亲的呼吸才渐渐平稳下来。有人去灶炉上舀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粥给你喝，因为你还没吃晚饭，现在又熬夜守在这里，又饿又累，会伤身体的。而身体的重要性，这次我们可是深有体会了。于是，大家都劝你吃一点，但你还是拒绝了。
父亲的呼吸越来越平稳，也越来越均匀，最后竟然甜甜地睡着了。生命里的奇迹！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你要大家都去睡，你一个人守着。大家听从了你的吩咐。
不知过了多久，我起床下楼，你正在观音菩萨前烧香。父亲依然安睡，此时才五点钟，天还没亮。我坐在炉火边想心事。
这天是利平新屋进火的日子，鞭炮齐鸣，蜡烛高照，红对联贴满门楣，彩灯交相辉映，新房生辉，宾客如云。要是父亲身体好，肯定又是忙前忙后，到处指挥，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和声音。可如今，他只能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家里，忍受病魔的折磨，那份心情可想而知。不过，父亲在利平进火的喜庆日子里没有出事，这又是不幸中的万幸。嗨，父亲总算又过了一关。
第二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用童话说就是漫天遍野都是肥皂泡。我站在街上，半天拦不到一辆面的。每辆车都客满，人人都怕冷，怕路滑，怕雪深打湿鞋子，所以人人都搭面的，面的司机怎么会愿意耽误时间送一位病人去医院呢？没办法，我只好花了比平时多几倍的钱，才终于请到一辆面的车，在快十一点时，总算把父亲送到了医院。
一夜大雪，天晴了，雪开始融化，落雪笑，溶雪叫，溶雪天更冷。父亲的病房虽然有空调，但能抵挡得住这奇冷无比的溶雪天吗？偏偏这天，护工正式宣布辞职不干了，而我在店子里脱不开身，心情如同残雪一般。
屋檐上的雪团像炸弹一样砸在雨棚上，街上积雪融化后的水流很浑浊，雪风很冷。院子里不少人在自家门前、店门前铲雪，开拓出一条路来。嗬，谁说各家自扫门前雪不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呢？雪变成水的故事仍在继续，阳光灿烂，但雪似乎不愿退出那耀眼的舞台，阳春白雪还有一段生死恋，动人心魄。公园里还是林海雪原，而街上的残雪却变成了一段段污泥。城市的污染多么严重，天然的美丽在这里是如此短暂，灾祸和疾病都在这里横行，城市人的异化似乎已成定局。重病，是污染环境里结出的苦果，是苦果吗？不！是毒果！
这天，父亲让我写一张地契，他甚至还拟好了契约全文，只是有些字句含糊不清，但大意我还是能听明白的，完全是标准的契约格式。这说明父亲的神志还是清醒的。第二天，我为父亲买了一张席梦思床垫，希望他还能有香甜的梦。但只过了一天，父亲的病情又告急，又把所有人紧急召集起来，一家人性格碰撞激烈，情况糟糕透顶。但病情反复，父亲的状态时好时坏，过了一天，父亲又询问我的生意情况，还关心我们店里的二次搬迁。我和他聊了几句，便知道父亲还有正常人的精神。
这天晚上，我梦见父亲还能正常说话，一家人欢喜地打牌，享受天伦之乐。嗬！这原本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如今却显得如此难得。父亲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打牌了，父亲也再不能正常说话了。这真是痛苦的事，那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说不出就不能与人思想沟通，不能和人心理交流，这是精神的禁锢。这比喘不过气、咳不出痰、吃不下饭还难受。我完全能想象，父亲的精神痛苦比身体痛苦更惨烈。父亲实际上是被囚禁在病房里，失去自由的滋味我完全能想象。父亲的痛苦是生理的、心理的、精神的三位一体，这些痛苦一起谋害了父亲，腐蚀了他求生的欲望——那根生命的唯一支柱。我隐隐约约感到这根支柱正在倾斜……
晚上有月亮，皓洁明媚的月亮挂在云阳山上，倒映在洣江河里。但父亲病房里的窗帘始终拉着，隔开了外面的美丽夜景。
父亲的病房有一种难闻的气味，像酒鬼身上的酒气，弥漫在过道和厕所里。如果不是亲生父亲，我们真不敢进去。气味难闻，痰在喉咙里呼噜呼噜地打转，出不来更难听，而父亲的身体像白骨精一样瘦弱，谁愿意进去受这种折磨呢？这天轮到我照料父亲，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让外面的美景透进来，驱散室内的无奈。放眼窗外，西边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东边是望断天涯路，两种意境，两种境界。父亲已经进入了这种境界。父亲从十号开始，连粥都吃不下了，他的脸上时常通红，这让我们马上想到了那不祥的“回光返照”。
这天，大哥又带回了一千五百块钱的天仙药。天仙药成了救父亲的唯一希望，这希望支撑着父亲的生命往前走，尽管走得艰难，走得战战兢兢，甚至多次惊险，但毕竟还在让父亲的生命延续。算命先生说过，只要父亲能挺过今年，那就还有好几年光景。如果这样，那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我们满怀憧憬，让父亲出院回家，迎接新年好运。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古历十二月二十日竟然是父亲的忌日。父亲走到这里，被死神抓住，尽管他挣扎反抗，但死神这次心狠手辣，硬是把父亲拖走了。父亲双手紧紧地抓住我们，我们也紧紧地抓住父亲，我们和死神争夺父亲，但苍天昏暗无情，父亲双手的脉搏越来越散乱，越来越微弱，最后终于停止跳动，撒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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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你只知道怪玲玲没有找到一份好工作，可你却不知道你的孙女玲玲写过这样一篇作文：
每个人都有家，我也曾有过一个温馨的家，有疼我的妈妈，有慈祥的爸爸，还有一个整天蹦蹦跳跳、嘻嘻哈哈的我，我是家里的月亮。
可这个家不能平稳，不久爸爸和妈妈就分开了，剩下我一个不到一岁的小女孩，只好跟着妈妈相依为命。
岁月悠悠，慢慢熬到了13岁，我开始读初中，也渐渐懂事了。
13岁的我第一次懂得什么是生活，13岁的我第一次明白生活不是诗中写的那样到处是七色阳光。13岁的我体验到了一个没有爸爸的痛苦。
从上初中那一年开始，我就被一种无名的迷茫和渴望交织的感情折磨着。在学校里，我不敢向同学提起自己的爸爸。当同学们谈论自己的爸爸时，不管是好是坏，我都只能默不作声地听着，偶尔只能尴尬地笑笑。
爸妈分开以前，我总觉得世界是那么美好，只有爱、只有笑声和歌声。爸妈分开以后，我才知道生活中还有苦涩的泪水，还有忧愁，还有痛苦。人与人之间不仅仅有爱，还有恨，因为世界上还有自私、虚伪……然而，13岁的我更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理解是多么重要！
我虽然失去了爸爸，但我还有一个爱我、疼我的妈妈。从小到大，妈妈都细心地照料着我，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然而，这并不能弥补一切已经失去的东西。
我真的好羡慕那些有父母关爱的小朋友们，同时也衷心祝愿他们能开开心心，好好珍惜这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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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作文是玲玲在云阳中学时写的，那年她已经读到高三。她的学习成绩原本是班里最拔尖的，却忽然一落千丈。班主任很焦急，临近高考，这个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不知为何成绩下滑如此厉害？于是，老师打电话到家里询问发生了什么事。爱平马上赶到学校，看到玲玲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情绪低落。无论爱平和老师怎么问，她都不肯开口。
直到高考结束，玲玲把所有的书本和作业都丢在门外，我才从收废纸的贩子手里夺回了两本作文本。当我看到这篇作文时，我立刻猜到了玲玲临考前奇怪表现的原因。那一定是某个特殊场合的特别刺激触碰到了她的隐痛。
我能想象，在高考临近的校园里，学生家长肯定像走马灯一样在学校穿梭，看望孩子、送吃送喝、问长问短。爸爸！当然是别人的爸爸！当同学们的爸爸陪着自己的孩子有说有笑时，玲玲……她还能保持坚强的笑容吗？她还能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吗？连我这个成年人看到这一幕都会忍不住落泪，更何况是玲玲自己，更何况她当时还是个少年！这到底是谁的错？谁能说得清呢？
在我的记忆里，玲玲的爸爸叫甘纯正，是个一表人才的年轻人。
记得甘纯正第一次来我们家时，我和爱平正在公路上挑煤。父亲刚押运了一车煤回来，本想直接把车开到家门口，无奈村道又弯又窄，只能卸在离家一里多远的公路上，让我们用粪箕和箩筐挑回去。我们正挑得筋疲力尽、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在路边一棵大树下歇息时，就看见在岩口水泥厂工作的姐姐带着两个男人朝我们走来。姐姐惊喜地问：“爸爸也回来了吗？真巧，仿佛约好了似的。”说完，她就兴冲冲地带着那两个人回家去了。我看见其中一个小伙子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们一眼，我心里就明白了一大半。
果然，当我们歇够了劲，挑着煤回到家，倒进煤屋时，母亲跟着进来，悄声对我们说：“你姐带来这个小伙子，说是广东人，想到这里安家落户，你们看怎么样？”她的意思我们都懂，她一直想招个上门女婿，姐姐也很乐意促成这桩婚事，所以今天特意领了个人来相亲。
爱平问：“他是广东人，怎么到了湖南呢？”母亲说：“说是来湖南包工程的，茶陵的每一个角落他都走遍了，现在又到了你姐所在的岩口水泥厂，包下了厂里的放炮采石工程。”哦，原来他是爆破队的包头工。我在离家二十多里远的大山上砍柴时，时常看见大山脚下岩口水泥厂那条沿山腰绕行的轨道上，出没着一队戴矿工帽的爆破队。这联想很快让我对这个小伙子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放下煤担，走进客厅，父亲正和姐姐带来的客人谈得热火朝天。姐姐正在给他们添茶，我扫了一眼，就挑着箩筐出去了。不过，我还是看清了那小伙子的模样——他长得确实不错，甚至算得上英俊，还有一股灵气。但他的同伴却让我很不顺眼，人又老又瘦，大概有三四十岁，长得很丑，单是那张脸就让人看着不舒服，像一颗霉烂变质的西瓜籽。而这颗“坏瓜籽”却意外地起了反衬作用，就像武大郎反衬出武松的高大一样，让我们全家对这个小伙子立刻有了好感。
他叫甘纯正，是广东梅县人。1985年，他在云阳山的岩口水泥厂承包采石场的放炮工作。当时的广东并不比湖南更富，而梅县更是个穷县，所以这个叫纯正的人出来闯荡，落脚到了湖南茶陵这块山清水秀的土地上。当时，姐姐在岩口水泥厂的门市部做营业员，大哥在水泥厂担任人事还兼放影员，他们和供销社、工厂的关系都很好。后来，姐姐干脆一个人承包了商场，纯正和他的伙伴们经常来商场买日用品，就这样混熟了。姐姐见纯正长得帅，又是个机灵鬼，就有意把他说给爱平。爱平和艳平加上我，当时是家里三个主要劳动力，种着九亩多田。因为有这么多田，还有满山的红薯、黄豆、花生需要春种秋收，特别是到了六月收割稻谷时，对我们来说是个大难题。再说，当时在商业局工作的父亲原本想让我顶职，我将来在城里工作后，家里就没有男劳力了。所以，母亲早就想招个上门女婿给爱平，让她留在身边，将来也能方便养老。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姐姐才积极地撮合纯正和爱平，纯正也表示愿意在茶陵安家落户。于是，这位广东小伙子很快成了我的妹夫，也有了玲玲。纯正的表现确实不错，在家顶天立地，村里人都说我们家找了好女婿。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春节刚过，我们家聚集了纯正的一班广东老乡，商议着外出做生意，决定向井冈山进发。临走时，纯正从爱平手里接过还在襁褓中的玲玲，亲了又亲，吻了又吻，才提起结婚时买的大红格子箱子，毅然决然地走了，而且一走就音信全无……
1986年，父亲作为老干部带着全家“农转非”，我们搬进了肉食公司。然而，就在我们刚刚适应新生活时，一个陌生女人突然出现，自称是甘纯正的妻子，要求和爱平谈谈。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紧接着，1987年和1988年，又有另外两个女人找上门来，声称要联合起来告甘纯正重婚罪。于是，甘纯正的真实面目彻底暴露：他以“去外谋生”为名，以“安家落户”为幌子，实际上却在井冈山一带四处播下生命的种子，然后又前往云南乃至中越边境，去做更大的生意。更令人痛心的是，所有受害者都没有办理结婚证，只是事实婚姻。这种惊人的相似，让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无奈。
首先，联合告状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合法手续，这是一；其次，后来甘纯正通过他大哥给每个受害者赔偿了一万二千元了事。直到十五年后的2000年，甘纯正开着奔驰车衣锦还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所有的爱恨情仇已被岁月的风雨冲刷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种宽恕与原谅的感慨。那天，正在茶陵一中读书的玲玲，被甘纯正的奔驰车带到云阳山紫微峰，重新认了这个低头认罪的父亲。甘纯正大概是希望母亲、父亲以及爱平和玲玲能像云阳山的菩萨一样，宽恕他的过去，所以他把我们全家请到云阳山去谈，下山后又请我们去宾馆吃饭。那时，我们六姊妹都已结婚生子，二十几个人围坐三大桌，听甘纯正再次举杯忏悔。
当然，那时爱平已经找到了长林。甘纯正也是打听到爱平已经另觅新欢，才敢回到茶陵。他和长林友好握手，谈笑风生，还托长林好好照顾玲玲，那份真诚和恳切令人动容。而且，玲玲读大学时，他每年都按时交纳学费。然而，到了玲玲毕业那年，他却生病了，原本承诺给玲玲在广东安排一份好工作的计划也化为泡影。玲玲那年五一长假去了甘纯正那里，端午节时爱平又生病，需要到长沙开刀做手术。玲玲赶回来照顾爱平，她向我们讲述了甘纯正的情况：他在一个单位守电梯，比以前做提心吊胆的生意时轻松了许多，所以人也胖了。爱兰说，他以前做那些生意压力大，现在守电梯轻松了，自然就胖了。玲玲说，她今年结婚，甘纯正可能无法出席婚礼，母亲说：“鬼等他，这个骗子！”